10月28日，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赶到了北京。他从机场出来，没有耽搁，径直赶往清华大学。当天下午，扎克伯格穿着一件连帽衫，出现在清华经管学院的一间教室里。

扎克伯格的另一重身份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。2014年他加入这个委员会后，每年都会到清华来与学生交流。这次经管学院举办2017年“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”系列活动，他自然也不会落下。

除了扎克伯格外，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名单大佬云集。它由数十位跨国公司董事长、商学院院长、知名学者（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）以及中国政要组成。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，半数掌门人都在其中：苹果CEO库克、微软CEO纳德拉、Facebook CEO扎克伯格等等。

这些大佬，只是清华在全球吸引到的人才中的一小部分。现在大概是1949年后清华最光芒闪耀的时刻：它财力雄厚，光是接受校友捐助就已经超过25亿；它规模宏大，现在占地450公顷，犹如一座微型城市；它人才济济，本届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，有3人曾在清华学习。在欧美等国院士与中国两院院士名单上，有一百多人自清华毕业。它身上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质，从清华走出的毕业生，可能是中国最具家国情怀的群体。

大师之问

9月8日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迈步走进清华大学校史馆，他要在这里给31位长聘教授发放聘书。这是清华大学106年历史上第一次、也是国内高校首次举行长聘教授聘任仪式。据外界解读，这其实是借鉴了美国终身教授制度。

“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，天下第一等职业还是教书。”在致辞中，邱勇还引用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留下的那句名言，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。

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，在当年12月3日举办的就职典礼上，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“大师论”，后来他又提出，“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，盖为师资之充实。”

梅贻琦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，给教师们极大的自主权，并采取一系列措施，保障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在专业轨道上进行。他广为延揽名师，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，被迫离开安徽大学，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；科学家顾毓琇是第一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中国人，梅贻琦随后请他到清华担任机电系主任，后来又做工学院院长。朱自清、潘光旦、华罗庚等人，都是在他校长任上进入清华大学的。

1941年，正值清华建校30周年。当时外敌入侵、家国破碎，清华大学与北大、南开等几所名校，迁居云南，成立西南联大。虽然时局动荡、人心仓皇，但那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最精彩的时光。在30周年纪念仪式上，清华收到一封美国大学的贺电，称赞其短期内取得的成就：“中邦三十载，西土一千年”。

那时候的清华大学，不但聘用大师，而且在大师们滋养下，培养出众多以后成为大师的人才。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、钱钟书、夏鼎、张荫麟“四才子”；物理系出了钱三强、钱伟长、钱学森这“三钱”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，也曾在西南联大物理学部学习，师从清华大学教授王竹溪。

但这种氛围，在此后数十年间再未出现。2005年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，听到这位清华走出来的大师一句感慨：“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，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，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”

“钱学森之问”，成了梅贻琦“大师论”之后，中国高等教育的续篇，也成为清华大学的一个心结。

又红又专

今年93岁的王炜钰是清华建筑学院的教授，据她回忆，1949年后，“大师”仍然是清华建筑系念兹在兹的问题。“我们在教学讨论中，大家的期望就不光光是培养一般的建筑师，而是要培养‘大师’。”王炜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当时他们提出的要求很高，并不打算培养普通的建筑人员。

但这时候，风气已经变了。1952年下半年开始，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始了以“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”为主的教学改革。在这场改革中，清华不但改变了英美教育传统，构建起新的高等教育模式，而且院系也进行了调整，原来的人文、社科专业相继消失，清华逐渐变为一座工学为主的学校。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主导了这场教育变革，

不但引进苏联专家到学校讲学和指导工作，还仿照莫斯科大学主楼，设计建造了苏联风格的清华主楼。

蒋南翔可能是梅贻琦之后，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之一。他也是清华校友，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时，校长正是梅贻琦。入学第二年，蒋南翔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，北京高校爆发了“一二· 九抗日救亡运动”，蒋南翔是主要领导者之一。在党委指示下，他起草了《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》，其中有一句写道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

1949年后，他原本在共青团工作，1952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、党委书记。上任之后，蒋南翔一直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，比如1962年的迎新大会上，他在发言中提醒刚刚入学的新生：“我们同学虽然是学工科的，将来要参加工业建设方面的工作，但是政治的重要性决不可以忽视。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，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，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。”

“我刚到清华来时，就听到蒋南翔校长特别提出‘我们要特别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’。”王炜钰回忆道，虽然清华也很重视业务，但谈到人才培养时，“永远是提又红又专”。如果一个人不够“红”，道德方面有问题，“即使业务再好，也不能成为对国家或社会真正有用的人”。

时至今日，清华大学的操场上，仍然醒目地展示着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标语，这就是蒋南翔提出来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倡导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，从学校选拔政治过硬的优秀人才，担任低年级学生的管理工作，这一制度延续至今；也是在他领导下，清华大学率先在全国推行优秀集体评选，鼓励各院系、班级加强集体主义教育。

“中国需要工程师加入社会主义建设，蒋南翔不止把清华建成为中国顶尖的工科院校，还通过大学的共青团和辅导员等系统，把清华改变成为一座备受尊重的政治训练机构。”约翰· 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乔尔· 安德烈亚斯接受本刊采访时说。

安德烈亚斯曾多次访问清华大学，1997-2001年间陆续在清华呆了20多个月，并根据此次访学经历完成了《红色工程师的崛起》一书。在他看来，清华大学赶上了中国两次政治人才选拔的变革时期。“1977年之后，在邓小平领导之下，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些‘红色工程师’引入行政系统，治理国家。在这种新的理念之下，很多清华培养的人才，出任政府管理者。”安德烈亚斯分析道。1990年代开始，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，政府管理机构对人才的需求转向经济学、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人才，而在此之前，清华也恰好改变了以工科为主的办学思路，开始建立经济管理等经济、社科类学院和专业，这时候的清华大学“仍然是培养政治领导人的第一学府，没有其他大学可与之匹敌。”

“世界一流大学”

2001年完成访学后，安德烈亚斯还曾回过几次清华，也与很多清华教授保持着联系。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清华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不断有大楼拔地而起，“学校周围也聚集了很多资本，大学社区与附近的平民百姓的社会距离被拉大”，安德烈亚斯说，这种现象存在于很多大学，“但似乎在清华尤其显著”。

清华确实变得越来越有钱。据各校公布的2017年预算中，清华大学以233.35亿名列第一，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近40个亿。除了国家拨款外，清华校产、校友捐款都给清华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。雄厚的财力，使得清华有能力引进更多人才。他们开始全球招揽专家人才，甚至把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请回清华。据报道，为了迎接杨振宁回来，清华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小楼。2006年，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亲自找到在普林斯顿工作的施一公，请他全职回国工作。据清华大学官方统计，现在清华大学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，图灵奖获得者名，中国科学院院士45名，中国工程院院士33名……